曹发展（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摘要： 传统认知多聚焦于秦都咸阳（陕西）及后世同名政区。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与实地踏查，揭示了两汉时期云中郡（今内蒙古中部）曾有一个存续四百年之久的“咸阳县”。考证表明：其一，秦亡后至前秦苻坚复设咸阳郡（前206年—351年）的557年间，秦都故地行政建制中“咸阳县”之名缺位，为“云中咸阳”的存在提供了时空可能。其二，《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等文献明确记载云中郡辖有“咸阳县”，且规模居首。其三，实地踏查确认，位于今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苏波盖乡东老藏营村西北的古城遗址（当地称“东老藏城址”），其地理位置、遗迹、遗物均与文献记载的两汉云中郡咸阳县高度吻合。其四，遗址周边密集分布的“营村”地名，如东、西老丈营、麻糖营等，尤其是“麻糖营”村名所体现的咸阳方言特征，有力佐证了该地当时系秦咸阳籍戍边军民聚居区，揭示了“咸阳”地名由关中向云中郡移植的根源——秦始皇北逐匈奴后，大规模实边、戍边政策下的人口迁徙。本文廓清了“云中咸阳”与“秦都咸阳”及后世“陕西咸阳”之区别，为秦汉边疆史地与地名迁徙研究提供了新证。

       关键词：云中郡；咸阳县；秦移民；地名迁徙；东老藏城址。

一、 引 言

       现有研究对“咸阳”地望的认知，多集中于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及其后世同名政区。据史料记载及实地调查，内蒙古地区于两汉时期曾置“咸阳县”隶云中郡，山西省境内至今犹存“原平咸阳”“太谷咸阳”两村。为便于论述，需先行界定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咸阳”概念：

       秦都咸阳： 指代历史上诸侯秦国国都（前350年迁都于此）及秦帝国帝都（前221—前206年）所在地。

       陕西咸阳： 泛指秦汉以降在秦都故地形成的“咸阳郡”“咸阳县”“咸阳地区”“咸阳市”等行政区域。

       云中咸阳： 特指两汉时期云中郡所属之“咸阳县”。

       原平咸阳： 专指位于今山西省原平市之“咸阳村”。

       太谷咸阳： 专指位于今山西省太谷县，已分化为东、西、南、中四村之“咸阳村”群落。

       “咸阳”作为地名，何以出现于边郡云中？山西境内两处“咸阳村”又如何形成？其与秦都咸阳存在何种关联？此即本文核心问题。2009年4月至2012年8月间，笔者团队两赴内蒙古、山西相关地区进行专题考察，收获关键证据。受篇幅所限，本文聚焦“云中咸阳”之考证。山西省两“咸阳村”及其与“云中咸阳”“秦都咸阳”之关系拟另文专论。

二、 两汉“咸阳县”不在秦都故地

       认为两汉“咸阳县”不在秦都故地，其核心依据在于咸阳历史沿革中“咸阳”政区名称曾出现长达557年的中断：

        (一) 秦都故地商周时期尚无“咸阳”之名

       秦都故地商代属雍州，古称“程”国。西周时为“畿内”毕公高之封地，称“毕”。春秋至战国早期属秦，尚无“咸阳”之名。

       (二) 秦孝公迁都于此，始有“咸阳”之名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迁都于此，定名“咸阳”，历129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咸阳成为秦帝国帝都，至前206年秦亡，作为帝都仅存15年。总计作为国都、帝都称“咸阳”凡144年。

       “咸阳”得名，《史记索引》释：“山南曰阳，水北亦曰阳，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嵕诸山之南，山水具阳，故曰咸阳。”[1] 此名印证孝公初建之“小咸阳”确在渭水之北。“九嵕诸山之南”所指范围过泛，当指“咸阳原”（亦称“北莽山”）之南。无论“咸阳原之南”或“北莽山之南”，皆为“山之阳”。此解更契合“小咸阳”周边地理环境。至秦惠文王时，咸阳城始向渭南拓展，形成横跨渭水之“大咸阳”，即“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1]。

       作为都城，秦置“内史”辖之，其下有“咸阳县”、“咸阳市”及“咸亭”、“阳里”等。《七国考》引《洪范五行传》载：“秦惠王四年（前334）狼入咸阳市。昭王六年（前301）狼又入咸阳市”[2]。《史记·李斯列传》亦载“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李斯腰斩咸阳市”[3]。此类记载中的“市”指贸易市场，非行政区划。

       (三) 两汉及西晋秦都故地复无“咸阳”之名

       西汉（前206年—公元8年）承秦内史地，初分属塞国、雍国。汉高祖元年（前206年）“更命咸阳曰长安”[4]，武帝时“更名渭城”[5]。高祖寿陵选址于此，因名“长陵”，并置“长陵邑”。其后又置惠帝安陵之“安陵邑”、景帝阳陵之“阳陵邑”、武帝茂陵之“茂陵邑”及昭帝平陵之“平陵邑”。“渭城县”与五“陵邑”构成此期行政单元。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分内史地为“左冯翊”与“右扶风”。“左冯翊”辖长陵邑、阳陵邑；“右扶风”辖渭城县、安陵邑、平陵邑、茂陵邑[5]。西汉时，秦都故地已无“咸阳县”之称谓，至西汉末，“渭城县”亦废。

       东汉（25—220年），“右扶风”辖安陵邑、平陵邑、茂陵邑，无“渭城县”。“左冯翊”改称“京兆尹”。光武帝建武十五年（39年），仍辖长陵邑、阳陵邑[6]。此期，秦都故地既无“咸阳县”，亦无“渭城县”。

       西晋东晋（266—420年），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设“始平县”，并安陵邑、平陵邑、茂陵邑入之，废“右扶风”。后赵石勒元年（319年）改置“石安县”。

       (四) 前秦以降“咸阳”之名恢复

       前秦苻坚（351—384年在位）于长陵邑故地设“咸阳郡”，改“石安”为“灵武县”。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移咸阳郡治于泾水之北（今泾阳县城）。隋文帝开皇初郡废。开皇九年（589年）改泾阳为咸阳，十一年（591年）迁治于秦咸阳古城西北三里杜邮亭处。大业二年（606年）复废入泾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析始平、泾阳地复置“咸阳县”，隶京兆府。武周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以母“顺陵”在咸阳，更名“赤县”。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复名“咸阳县”。此后直至1952年12月设立咸阳市前，秦都故地行政建制持续称“咸阳县”[7]。

       综上，“咸阳”之名因秦建都而生，随秦亡而废，一度曾为秦国代词。自汉高祖元年（前206年）更名长安，至前秦苻坚设咸阳郡（351年）的557年间，秦都故地行政建制中无“咸阳县”。此一历史断层，恰为远在云中郡的两汉“咸阳县”提供了存在的时空条件。 

       三、两汉“咸阳县”隶于“云中郡”

       历史上存在三处“云中”郡治：战国秦汉云中郡：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古城乡古城村。遗址尚存，城垣周长约8公里，残高1-8米，夯筑。秦汉时为云中县及郡治，东汉末郡废。北魏云中郡治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乡）。唐云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市（唐初为云州，后改郡，旋复州）。

       (一)云中郡历史沿革及地望变迁

       查《史记》及《中国历史地图集》：云中郡肇始于赵国，秦灭赵而承袭之，汉循秦制仍置。然赵、秦之“云中郡”均无“咸阳县”建制，何以两汉云中郡独有之？[8]

       赵武灵王始置云中郡

       战国初，云中、九原及河套为匈奴等游牧之地。至战国中晚期，赵、秦势力扩张至此。秦昭王时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9]，据河套南部及关中。“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鴈门、代郡”[9]，据阴山及河套北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10]，云中郡自此而设。《山西通志》引《水经注》载其建郡祥异：“昼见群鹄游于云中。徘徊经日，见火光在其下。武侯曰；‘此为我乎！’乃即于其处筑城，今云中古城是也。”[11]

       秦灭赵得云中郡

       秦灭韩、魏、楚、燕、赵五国后，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控云中、雁门之地不附秦。直至燕王喜三十三年（前222年），“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是岁，秦将王贲亦虏代王嘉”[12]，秦方得赵国云中、九原之地，沿置“云中郡”与“九原郡”。得云中后，秦始皇推行多项固边之策：

       北击匈奴，拓土阴山南：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收河南”[13]。三十二年（前215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14]，溃匈奴，收阴山以南入秦版图。

       取高阙，筑亭障： 三十三年（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14]

       置县徙民，实边戍守： 蒙恬“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15] 除谪戍外，更大量迁徙内地汉民充实“初县”。力度空前，“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14]（注：北河榆中即今胜州榆林县），仅此一例足见规模。

       连长城，固边防： “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13] 连缀各国长城，形成万里防线。

       修直道，畅交通： 三十五年（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14] “迺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壍山堙谷，千八百里。”[13] “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15] 秦直道的修通，极大便利了军队与物资的调度。“抵云阳”和“至云阳”均指“云阳县”（今陕西淳化）。“抵甘泉”指“甘泉宫”，秦在这里有“林光宫”，汉武帝扩建更名为“甘泉宫”。这里既是皇家的纳凉之地，更是秦皇汉武两朝抗击匈奴的前沿指挥中心。

       秦始皇的移民实边政策中，必然包含“咸阳籍”军民。秦末动乱，这些戍边军人及实边农民滞留边地，成为“咸阳”地名在云中郡产生的核心人文基础。

       (二) “云中咸阳”的文献记载

       《汉书·地理志》：“云中郡，秦置。莽曰受降。属并州。户三万八千三百三，口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县十一：云中，莽曰远服。咸阳，莽曰贲武。陶林，东部都尉治。桢陵，缘胡山在西北。西部都尉治。莽曰桢陆。犊和，沙陵，莽曰希恩。原阳，沙南，北舆，中部都尉治。武泉，莽曰顺泉。阳寿。莽曰常得。”[16] 咸阳县为云中郡十一县中辖区最大者。

       《后汉书·郡国志》：“云中郡：云中、咸阳、箕陵、沙陵、沙南、北舆、武泉、原阳，定襄故属定襄，成乐故属定襄，武进故属定襄。”[17] 东汉云中郡仍辖十一县，咸阳县仍属最大。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咸阳》条：a. 秦都咸阳。 b. 咸阳郡，苻秦置。隋废。即今陕西泾阳县治。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咸阳县》条：1. “咸阳县，汉置，后汉末省。今绥远萨拉齐县。” 2. “咸阳县，即古杜邮亭。隋置县，寻废。故城在今陕西咸阳县东十三里。唐徙置今县东五里，在渭河北。明移治今所，属陕西西安府。清因之。今属陕西关中道。”[18]

       《水经注》卷三载：“河水又东，迳稒阳县故城南。王莽之固阴也。......河水又东，迳塞泉城南而东注。......大河东迳咸阳县故城南，（董祐诚曰：《汉志》县属云中郡，汉末废。当在今萨拉齐厅西境。）王莽之贲武也”[19]。此段描述黄河自西向东流经战国秦汉云中郡诸城故址，明确记载了“咸阳县故城”位于塞泉城以东、黄河之北。

       (三) 文献未载“云中咸阳”产生的缘由

       两汉云中郡为何新增一个“咸阳”地名？上述历史文献仅录其名，未载其由。考察认为：“云中咸阳”就是“秦都咸阳”的直接迁徙。“咸阳籍”秦军戍卒，就是“云中咸阳”地名的直接搬移者。这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秦末汉初那段天崩地坼的政治巨变中：

       秦始皇之死、沙丘之谋、扶苏蒙恬之殇，导致了秦三十万北方军的中枢崩溃、军心涣散，匈奴趁机南侵，大举杀戮报复。进而引发“戍卒逃亡”“边民溃散”，秦对匈奴的防御体系全线崩塌。在此期间，陈胜吴广起义，反秦风暴席卷而起，六国贵族复辟自立为王。关东大乱，秦地方政权彻底崩溃。但在咸阳这个核心统治区域，秦之严刑峻法仍具效力。在边民戍卒大逃亡的溃散中，唯独“咸阳籍”的秦军戍卒，恐当局追究“逃兵”之罪，有家不敢回。直至项羽联军入关，秦王子婴被杀，秦政权瓦解后，其身份立即从“戍边军人”变成“亡国军人”，又惧新当局追查“前朝余孽”更不敢回。于是，他们只能收缩防线，抱团自保。以防区为故乡，以驻地为“咸阳”，以共同的“咸阳籍”身份为纽带，强化内部团结，共御匈奴报复。就这样在匈奴之患及楚汉之争中煎熬七年之久。

       此举当时并非官方的行政建置，而是一种在非常时期自发产生的、带有强烈情感色彩和政治意味的命名行为，是其抱团自保策略的核心精神支撑。因此，“云中咸阳”，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座记载了特定人群在历史夹缝中艰难求存、坚守故国认同的丰碑。它是由政治阴谋、严刑峻法、战争杀戮、民族冲突所共同铸就，最终被大一统的汉王朝所接纳吸收，成为边疆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曹发展《云中郡“咸阳县”地名成因考——基于秦末汉初动荡时局的考察》）

四、两汉“咸阳县”城址踏查

       考察队出发之前，为得到支持帮助，请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岳起所长联系了包头市文物管理处苗润华处长（他俩在吉林大学同窗）。

       (一) “云中咸阳”县城遗址的实地踏查

       团队抵包头后即访市文物管理处。苗处长告知：时值伏夏，遗址位于灌溉区，地表种植玉米，植株高达两米，视野受限，勘察不易。为增进对包头古城认知，安排首日查阅资料，次日考察视野开阔的敖伦苏木古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日再赴目标遗址。此时，正值宁夏考古研究所同行在蒙交流学习，并参与了此次考察。

       第三日，苗处长率队赴“云中咸阳”城址（当地登记为“东老藏城址”）考察。该城址位于今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东约15公里处。需厘清“云中咸阳县”、“绥远萨拉齐县”与今土默特右旗之沿革：土默特右旗前身为绥远省萨拉齐县（设县于民国元年，1937年隶巴彦塔拉盟，1949年成立县人民政府，1958年撤县入土默特旗，1969年分设土默特右旗隶包头市）[20]。《水经注》独在“咸阳县故城南”提及“城”字，暗示北魏时其城垣或尚有存。

       遗址现属土默特右旗苏波盖乡东老藏营村西北。地处农业灌区，地表遗迹稀少，仅存一段残墙。考察时天气炎热，遗址为茂密玉米田覆盖，且值扬花期，灌溉作业使田地泥泞难入。团队遂登临残存北城墙遗址高点观察。墙体遗址被莎草覆盖，草下散见汉代粗麻布纹条砖、筒瓦及灰陶残片等，与《土默特右旗志》记载吻合：“东老藏城址...东西长约750米，南北宽约750米，呈正方形，现仍残留着400米长的一段北城墙，附近有不少西汉时的粗麻布纹条砖、筒瓦、灰色泥质陶罐、蒸筚、坛、纺轮等残片以及东汉时灰白色素面陶器残片。这座古城为汉代云中郡的咸阳县故城。咸阳，因其地在阴山以南，黄河之北，山水皆阳而得名。”[21] 需要指出的是：“山水皆阳”得名说显系套用秦都咸阳旧释。“云中咸阳”是“咸阳籍”戍边军民直接移植的故乡地名，无需另释新名。

       (二) “云中咸阳”县城遗址周边的地名调查

       遗址地跨东老丈营、西老丈营两村之间，主体位于东老丈营村。调查时发现，两村村名书写不统一，如“东老丈营村理发店”、“东老藏营村小卖部”并存。村民多不明缘由，或言“地名皆音译，写法随意，不究其义”。查不同时期地图，亦见“东老丈营村”、“东老藏营村”、“西老丈营村”、“西老藏营村”混用，印证了其名确系音译且含义淡化。此现象启发考察思路：首先，“营村”之名关联“驻军”，其“老丈”、“老藏”字面难解。从音译角度推敲，“丈”、“帐”（军帐）、“藏”、“将”（老将）韵母均为“ang”，音近。“老丈营”或为“老帐营”、“老藏营”或为“老将营”之音译讹写。“帐”指军帐，“老帐”即大帐，或指驻军长官所居之营地。此地“老帐营”、“老将营”混用，正说明此地名与“驻军”相关。查《地名志》还有一段故事记载：“宋朝时，此处为一座城，城里住着一位大将，城外东西各设一营，各有一位将军驻守，此地为东将官驻地，故称东老将营，后演变为现名。”[22] 还应指出的是：北宋时期（960—1127年），北宋与辽国以长城为界。南宋时期（1127—1279年），南宋与金国以淮河为界。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土默特右旗一带都属于辽、金管辖之地，何来“宋朝”“将军驻守”？但此说情节合理，再结合该遗址年代，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当在秦末汉初，并非“宋朝”。

       调查进一步发现，在该遗址周边，大多数村名与驻军相关的，佐证了“老丈营”、“老将营”村名的军事属性：

       以姓氏命名：秦家营村、王家营村、杜家营村、蒙家营村、武家营村等。

       以姓名命名：王庆营村、王大法营村、朱麻营村、丹进营村、范虎营村、张秃营村、杜陆营村、梁业营村、丁贵香营村等。

       以排行命名：牛五营村、苗四营村、苗六营村、老樊营村、肖大营村、张老五营村、王老四营村等。

       以方位大小命名： 南营子村、西营子村、北牛坡营村、老牛坡营村、上榆树营村、下榆树营村、小东营村、小高才营村、小板召营村等。

       以“营子”命名：二虎营子村、章盖营子村、公盖营子村、新营子村等。

       以功能或方言命名：油坊营村、磨房营村、德胜营村、庙营村、沙兵崖村、平泉营村、西麻糖营村、上麻糖营村等。

       最值得关注的是，“麻糖营村”为关键个案。团队携麻花实物走访该村，询村民此物名称，答曰“麻花”；问村名由来，无人能解。考其成因：

       现居村民均非秦汉原住民后裔。云中郡一带历经鲜卑、突厥、蒙古、汉族反复争夺，居民更迭频繁。此即地名音译且含义湮灭之主因。

       将油炸麻花称为“麻糖”，乃咸阳（关中道）秦人典型方言，至今犹存。此方言特征直接证明“麻糖营”系咸阳籍戍边秦军之活态文化遗存。

       “麻糖”为秦咸阳籍戍边军人创制之便携耐寒军粮。云中郡高寒，“麻糖”于零下三十度仍可直接食用，适于值哨、追击任务。故秦军中设专司油炸麻花之“麻糖营”，后成村落，实属可能。

受篇幅所限，关于“云中咸阳县”兴废缘由及其与山西省“原平咸阳村”、“太谷咸阳村”的变迁关系，将另文探讨。

致谢：参加此次考察工作人员有：李晓云、张雷、刘荣、王安社等。岳起所长在陕遥控联络，苗润华处长带领当地文物工作者现场指导，对考察工作支持帮助很大，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原载于《咸阳文博》2025年1期，第14-20页。

参考文献：

[1] 陈直， 三辅黄图校证[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 董说， 七国考[M]， 北京: 中华书局，1956， (转引《洪范五行传》)。

[3]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4]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M]，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5] 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6] 范晔，后汉书·郡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1965。

[7] 咸阳市地名志工作办公室编，咸阳市地名志（小市）[Z]，咸阳: 内部发行，1984年8月。

[8]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秦、西汉、东汉时期）[M]，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9] 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0]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1]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影印本）[M]，卷三十，府州厅县考八, 第2页，转引《水经注》。北京: 中华书局，2006。

[12] 司马迁，史记·燕召公世家[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13]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14] 司马迁， 史记·秦始皇本纪[M]， 北京: 中华书局，1959。

[15] 班固， 汉书·匈奴传[M]，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16] 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 中华书局，1962。

[17] 范晔，后汉书·郡国志[M]，北京: 中华书局，1965。

[18] 臧励龢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M]，版次: 上海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5月初版，1982年11月重印。

[19] 郦道元 注；杨守敬，熊会贞 疏。水经注疏: 卷三[M]。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20] 萨拉齐县政府，萨拉齐县志[Z]，1943年成吉思汗纪元版；土默特右旗志史办公室标点再版，2010。

[21] 土默特右旗志编纂委员会，土默特右旗志[Z]，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出版（精装本）1994.8。

[22]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 包头市分册[Z]，呼和浩特: 内部发行，19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