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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博物馆藏“汉马纹圆饼状铜牌饰”鉴析
2026-06-12 15:42:12 阅读数:

李库(陕西西安·汉景帝阳陵博物院,710201) 

  摘要:汉阳陵陵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1件“铜牌饰”,中心饰有1“飞马”的图案,同出的有五铢铜钱。经研究、考证,该件器物虽然与“五铢”铜钱同出,但不是钱币,不是“马币”,不为“牌饰”,其应该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的手镜,为人们随身携带,用于把玩之物。

  关键词:汉阳陵  白金三品  马币  铜牌饰  手镜

 

       汉阳陵博物馆藏一件“圆形铜质马纹饼状”器物,藏品定名为:“铜牌饰”。关于该件器物的定名、纹饰和用途等,笔者有自己的研究和鉴赏,现不揣浅陋,公布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铜牌饰”2001年出土于汉阳陵陵邑遗址区域。

       西汉前期的帝陵营建中,在陵园的东部或北部设有陵邑,诸如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故此咸阳渭北原又称“五陵原”。陵邑建设的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迁徙关东富豪、强本弱末,增加都城长安周边的人口、提升经济,稳定全国政治局面;还有一点就是在长安城北部设一屏障,起到抵御北部匈奴的作用。

       汉阳陵陵邑,即阳陵邑,位于阳陵园东端,为“县”一级的城市。《史记·孝景本纪》载: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六云:“汉阳陵城,故弋阳县,景帝改为汉阳陵县。”这里曾经是商贾云集、富豪聚居之地,唐·白居易《琵琶行》有云:“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就是最为直观的写照。

       阳陵邑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泾渭镇境内,西起泾渭镇店子王村,东至泾渭交汇处,南北分别为渭河和泾河。东西长4500米,南北宽1000米,总面积4.5平方公里。2000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工作,证明了遗址的存在,厘清了遗址的布局和规模。阳陵邑分为官署区、平民区和作坊区,由东西向和南北向纵横交错的道路分割出大小不等的“里坊”。清理出多处房屋建筑基址,出土大量建筑材料,生活用具、封泥等,代表性的有“阳陵泾乡”、“阳陵泾置”瓦当,“阳陵令印”封泥等。[1]

       该件器物为铜质,圆饼状,宽平素边。正面中心饰一神兽:翼马、飞腾状。马昂首张口,竖耳,身上有两翼,四足舞动,尾部上翘,尾稍下垂。马之两眼、鼻孔以斜三角状凹陷表示。其足下、胸前及颈背部饰有卷云纹。马嘴大张,上下各外露牙两颗,嘴前下方有一圆饼状,似为太阳的图案。太阳边有长短两组凸棱,应代表为太阳的光芒。背面平整,素面。直径4.2、边宽0.6、厚0.3厘米,重36.11克。[2]当年同时出土的还有“五铢”铜钱数枚,依据出土地点,伴有的五铢铜钱,铜质状况,制作工艺等判断,该件器物的时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

图一:2001年,汉阳陵陵邑考古发掘,器物出土现场状况。(考古资料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图二:器物纹饰面照片


 图三:背面照片 

       关于该件器物的用途,曾有白金三品之马币的“钱币”论、“牌饰”论和”“铜镜”论三种。下边,笔者将几种观点简要表述,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钱币”论:考古发掘时,因同出有铜钱,且其上图案有一“马”,与汉武帝时造“白金三品”中的马币似乎有所类同,故此,对其有“钱币”一说。同类相似的“马纹”铜质物件,1988年在上海曾有出土,发表的文章称发现白金三品之马币。[3] 

图四:白金三品之马币。1988年《 新民晚报》 载文指新发现白金马币铸品,并附其拓本,其与该件器物非常相似。

(图片引自王裕巽:《“白金三品”试析》,《考古与文物》1994年5期。)

       据文献记载,西汉武帝时期,为了收敛诸王侯的财富,缓和国家财政问题,汉武帝下令发行白金三品。《汉书·食货志》载,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圆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其废止时间,见《汉书·食货志》“白金终废不行,是岁也,张汤死”。《汉书·武帝纪》云:“(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御使大夫张汤有罪自杀”。故白金三品的铸行时间为元狩四年至元鼎二年,即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5年,前后流通四年,曾先后与武帝半两钱、三铢钱、郡国五铢钱、赤仄五铢钱并行流通。史书上称银锡合金为白金,但并未讲到合金的比例。1990年代,有研究人员通过对5枚币的成分进行检测,分析结果为锡38%,铅40%强,银仅占6%,其它为杂质。[4]     

       从以上记载和研究,我们可以得知,其一、所谓的“白金三品”是银锡铅合金,不是铜质。其二、“白金三品”中的马币为方形,不是圆形。此类同式而大小有异、图案不同的金属铸品不少,其直径大致在3.2至4厘米左右,也有其直径不足于3厘米的;图案有龙、马、鹿、虎、玄武等多种;其重远不足汉制八两;其质含铜,生绿锈,实与白金三品全然无涉。

       “牌饰”论:2001年4月-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高新区中华小区东汉墓出土“牌饰”2件,与该件器物相似。其中1件,编号为M15:31,中心为一神兽,直径5.8、厚0.4厘米。另一件,编号为M15:45,中心图案为一鸟,直径3.5、厚0.2厘米。[5]此类铜质物件,直径一般3—6厘米大小,无穿孔,为人们日常随身携带的物品,应该是常用的,而不是装饰的,故此,牌饰似乎也讲不通。

图五:铜牌饰拓片

(图片引自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中华小区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12期)

       “铜镜”论:圆形、素面宽边,中心有纹饰图案,背部素面,这些似乎都符合汉铜“镜”的特点,缺少的是中心的“钮”或者是边缘的“柄”。依据这件器物的材质、形状、工艺和装饰纹样等特征,笔者以为,该件器物应该是一件“手镜”,是人们随身携带之物。

       古代铜镜经过十几个朝代的更迭,历经4000多年的兴衰发展,以其庞大的存世数量和多姿多彩的时代风格而独树一帜,铜镜中的纹饰更是以绚丽纷繁、新颖奇丽著称,尤其是在铜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动物纹,更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精彩斑斓的动物世界。各类形态马的造型很是常见,其中常见的是飞马、天马、翼马等形象,可能蕴含意义更为美好。其多为马身,背部长有双翼,有的头上长有双角,此形象 与《汉书·礼乐志》中“乘黄”的记载相同,书中记载:“訾黄,一名乘黄,龙翼而马身,黄帝乘之而仙”,可以看出,汉代时期的天马主要寄托了人们飞升成仙及长寿的愿望。但到了隋唐以后,天马主要与花鸟等物象结合在一起出现在铜镜中,主要表达吉庆、祥瑞、祝愿等寓意。

       根据现有同类物件的出土、陪葬情况,以及研究,笔者赞同铜镜论一说。汉阳陵博物馆藏该件器物应该就是这样一件具有“乘之而仙”寓意的、随身携带的“手镜”。

 

An analysis of the “Bronze plate decoration in the shape of Hanma round cake”

in Han Yang Ling Museum

LI Ku

( Han Yangling Museum, Xi’an 712038, Shaanxi, China)

Abstract:  A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t Hanyangling unearthed an artifact referred to as a 'copper plaque ornament,' featuring a central motif of a 'flying horse' pattern, accompanied by Wu Zhu copper coins. Upon detailed study and verification, it has been determined that this object, despite being found alongside 'Wu Zhu' copper coins, does not serve as currency, nor is it a 'horse coin' or simply an ornamental plaque. Rather, it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a handheld mirror from the middle to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through the Eastern Han period, intended for personal adornment and amusement.

Key words: Hanyangling Mausoleum, horse coin,copper plaque ornament,  handheld mirror

 

 

注释:

  [1].汉阳陵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

  [2].考古资料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阳陵考古队,文物收藏于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3].1988年《 新民晚报》 载文指新发现白金马币铸品,并附其拓本,其与该件器物非常相似。引自《上海钱币通讯》 第8期。王裕巽:《“白金三品”试析》,《考古与文物》1994年5期。

  [4].胡诚:《白金三品之管见》《考古与文物》1994年5期。

  [5].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中华小区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12期P15-P31;《西安南郊东汉墓出土铜钱及龙纹圆形牌饰》、《西安金融》2003年第5期。

本文原载于《文物天地》2026年2期,第3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