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阳陵帝陵园阙门建筑遗址为例

李库，孔琳

（陕西·西安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710201）

  摘要：西汉帝陵考古证实，在陵园四面垣墙的中央建有最高规格的“三出阙门”，这是将阙和门的功能合二为一的一种建筑形式，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绝对不可僭越。1997年、2000年汉阳陵帝陵园南阙门遗址和2011年—2012年东阙门遗址经考古发掘，确证了“三出阙”的建筑布局，以及四向阙门建设的“四神”方位理念。

  近20余年以来，出于保护和展示的需要，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针对帝陵园阙门遗址采取了不同的保护展示形式，彰显西汉帝陵文化。特别是南阙门遗址保护性建筑业已成为汉阳陵遗址公园的标志性建筑。

  关键词：西汉帝陵园；三出阙；帝陵建设制度；遗址公园展示

  中图分类号：K878.8

 

Protection and display of large earthen si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A Case Study of Gate Tower building site of Hanyang Mausoleum

LI Ku ，KONG Lin

( Han Yangling Museum, Xi’an 712038, Shaanxi, China)

 

Abstrac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Western Han imperial tombs confirms that the highest standard‘Sanchu’Gate Tower were built in the center of the four walls of the cemetery. This is a form of architecture that combines the functions of gate and tower, and is a symbol of the supreme imperial power that cannot be exceeded.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onducted in 1997 and 2000 at the Eastern Gate Tower site of the Hanyang Mausoleum, as well as in 2011-2012 at the southern gate tower site, confirmed the architectural layout of the‘Sanchu’Gate Tower and the concept of the "Four Gods" orient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r-way gate.

In the past 20 years, due to the need for protection and display, different forms of protection and display have been adopted for the gate tower site in the Hanyang Mausoleum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highlighting the culture of Western Han Emperor Mausoleum. Especially the protective buildings at the southern gate tower site have become iconic landmarks of the Hanyang Mausoleum.

Key words: Western Han Emperor Mausoleum;‘Sanchu’Gate Tower; Imperial Mausoleum Construction System;Site Park Display

 

       帝王陵园、古代都城考古中，出土有数量较多、面积和规模较大的大型土遗址，西汉景帝阳陵帝陵的阙门建筑遗址、唐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等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本文拟从汉阳陵帝陵园四向的阙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保护研究、标识与展示等方面做一论述研究，以期对同类遗址的保护展示及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起到些许借鉴和参考。

引  言

       西汉帝陵建设中，将陵园门外、神道两侧的阙退后，与门连接建在一起，学界称之为“门阙”或者“阙门”，大致可分为两种形制，即两出阙和三出阙。1997年以来，汉阳陵帝陵园南阙门和东阙门建筑遗址先后经过全面发掘，研究者甚众。目前研究成果表明，阳陵初建时，阙门为两出，后因武帝年间火灾，重建时扩建为三出。^[1]

       汉阳陵帝陵园南阙门保护性建筑筹建于2000年，分上下三层，主体为钢结构，外墙以石膏板封户，青瓦屋顶，整个遗址处于建筑之下。一层四周围墙处于遗址以外，在遗址周围形成一回字形通道，可以通观整个遗址；二层仅有一小平台，人站在台上可以看到夯土台；三层整个是一间面积较大的空间，南北两面各有两个门，门外有可供远眺的平台，人字形屋顶。2003年5月开始正式对外开放。^[2]

一、景帝刘启与汉阳陵

       景帝刘启，西汉第四位皇帝，公元前157年—141年在位，“文景之治”的开创者和缔造者之一。刘启在位十七年间，继续推崇其祖父高祖刘邦和父亲文帝刘恒倡导的“黄老之术”，坚持“无为而治”，大兴“休养生息”之道，对外“和亲怀柔”稳固边防，对内“削藩抑乱”加强中央集权，一时间出现了“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的安定与繁荣景象，史称“文景之治”。奠定了汉代国富民强的物质基础，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汉武盛世的序幕。

       汉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景帝刘启选定了位于汉长安城以北的渭北高原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埋葬之地，该处隶属当时的弋阳县，故而取名“阳陵”。陵园西紧邻其祖父高祖刘邦的长陵，第二年开始建设，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驾崩，埋葬于此。

       1990年代，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汉阳陵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历经近30余年的辛苦工作和研究，陵区文化遗存基本厘清。陵区包括了帝后陵园、南北区外藏坑、宗庙和寝殿建筑等。1999年建成汉阳陵博物馆（汉景帝阳陵博物院），业已对外开放展示。

（图一：1997年，阳陵帝陵南阙门遗址发掘之前的状态）

 

二、帝陵园阙门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一）帝陵园及阙门的保存现状

       西汉帝陵的陵园均由夯土垣墙圈合组成，有一重或两重之分，外陵园外或有围沟环绕，汉阳陵陵区有两重陵园^[3]，作为陵区的主体，帝陵园处于陵区核心位置，中部偏西，王皇后陵园位于帝陵园东部偏北。帝陵园平面为正方形，边长约418米，四周有夯土垣墙，陵园中部为覆斗形封土，封土边长约170米，高32米。围墙东、南、西、北四边正中各有“三出阙门”一座，其中东、南、西三面阙门遗址保存较好，北阙门破坏较为严重，地面阙台被夷为平地。

       （二）阙门的考古发掘

       1、南门遗址的发掘：1997年3月-7月、2000年10月-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先后对南阙门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4200平方米。暴露建筑遗址一组，遗址东西全长 134、南北宽 10.4～27.2米，总面积2380平方米。整个遗址中部为门道、门道两侧东西对称有高大的夯土台基，台基四周有廊道，遗址与陵园南垣墙连接。门道部分是遗址南北最宽的地方，南北进深 27．2、东西面阔5米。由门道处向东西两边延伸、宽度减小，形成三个大小不等的长方形，人们称这种建筑形式为“三出”。^[4]

（图二：1997年，阳陵帝陵园南阙门遗址-发掘之中）

       2、东门遗址的发掘：帝陵东阙门遗址位于帝陵陵园垣墙东部中部，西距帝陵封土东边沿约120米。钻探资料表明，帝陵座西面东，东门为其正门，遗址南北长135米，东西宽10.5—27.5米，总面积约2400平方米。发掘之前，遗址地面现存南北相对的“土丘”状夯土台两座，保存状况较好。2011年—2012年，汉阳陵博物馆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阳陵考古队，申报对该遗址开展部分发掘，旨在了解该遗址结构、布局，并与南阙门进行对比研究，考证西汉帝陵的营建制度。本次发掘主要在南边阙台西半边开展，清理出的遗迹有：南侧内门塾、夯土主阙台及其大面积的草拌泥墙皮、柱槽等。南阙台东半边采用发掘探沟的形式，着重了解遗址构造和平面布局。根据发掘情况和勘探资料，东阙门的形制结构、建筑形制与南阙门相同，均为夯土高台建筑，平面为“三出”，中部为门道，建筑南北两侧与陵园东垣墙连接。 

       东阙门南阙台西半边发掘现场显示，夯土、土坯、砖瓦、木材等均有火烧迹象，堆积厚度0.5～1.0米。种种迹象表明东阙门曾经历过大火的灾难。主阙台西壁大面积的草拌泥墙皮长度达27.3米，残存高度为0.7～2.6米，厚度0.1米。墙皮由两层构成，每层厚度约5厘米。由此推测东门址在使用过程中经过一次大规模的维修或重建^[5]。

（图三：2011年—2012年，帝陵园东阙门遗址考古现场）

       通过南阙门、东阙门两处遗址的考古发掘遗迹，结合文献记载，汉阳陵阙门建筑营建于公元前152年至公元前141年，后因火灾而维修和扩建，《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三年( 公元前 114 年) “正月戊子，阳陵园火”，火灾过后，陵园肯定经过再次维修和建设，并由最初的两出阙扩建为三出阙。

       （三）阙门的营建制度

       1、阙及阙门的起源和发展

       根据研究，汉阳陵帝陵园建设中，将阙与门合二为一，营建了四向的高大建筑：“阙门”。《说文解字》曰“阙，观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是为阙名的由来。可知阙在门的两旁，中间“阙然为道”。1997年以来，通过汉景帝阳陵南阙门遗址的发掘便证明了这条史料。^[6]帝陵园出四门，分别为四条“神道”，阙退后，与陵园大门合建成为“阙门”。

       阙门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由“观”这个实用性建筑物演变而来的。《释名•释宫室》曰：“观，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这条文献既说明了阙的前身是观，也说明了周代观的形制。即观是树在宫门两边，它既可居住，又可望远的门旁建筑。而且在周代，观演变成了礼制性建筑——阙。两汉时期。阙门作为礼制性建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仅其形制逐渐形成和得到完善，还有关于阙门的制度出现。阙门的形制除周代原有的宫阙、城阙外，又出现了宅第阙、陵阙、墓阙和庙阙。汉代建阙之风极盛，宫殿、都城、宅第、陵墓、祠庙以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墓、民墓地都建阙。而且，完整的用阙制度在西汉时期形成，制度规定：一般官僚可用一对单阙；诸侯、两千石以上用一对二出阙，由一主阙、一子阙构成；皇帝则用三出阙，由一主阙与二子阙构成。东汉时期，各地用石材修建了大量的墓阙和祠庙阙，这些石阙既保留着土木建筑的形制结构，又易保存，经过近2000年的风雨冲刷，至今依然矗立。^[7]

       魏晋南北朝以后至明清,阙门作为一种礼制性建筑仍然存在着，但又有所发展和变化，阙门的种类明显减少，虽然有些新的阙门形制暂短出现，但不是阙门的主流形制。隋唐时期主要的阙门形制为宫阙和陵阙。宫阙如大明宫含元殿的栖凤阁、翔鸾阁，就是典型的宫殿三出阙建筑。而且从隋唐时期开始，宫阙仅置于南向的正门，改变了汉阙在建筑物四面放置的习惯。其形制表现为左右双阙突出，用于宫城正门，呈“凹”形平面布局。这种阙门形制，由隋至清，历代因袭大致未变。^[8]

（图四：四川成都羊子山东汉墓凤阙画像砖）

       2、西汉帝陵的阙门

       现有考古资料及研究表明，西汉帝陵的“阙”均与四门连接为一体，故称之为“门阙”或“阙门”，分两出和三出两种形制。自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正月戊子，阳陵园火”之前，西汉帝陵未见三出阙，均为两出阙。在阳陵园重修之后，加上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元帝渭陵、汉成帝延陵、汉哀帝义陵这六座帝陵园均为三出阙。汉宣帝杜陵、汉平帝康陵则继续为两出阙。从而证实，汉武帝年开始，帝陵园多建三出阙，这是皇帝陵园的规制，其他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不得修建。^[9]

（图五：阳陵帝陵陵园考古勘探平面图）

       3、阙门建设中融入的“四神”方位思想

       五行思想在汉代非常流行，特别在高等级的建筑、墓葬中常见。诸如：汉阳陵宗庙建筑遗址、西汉武帝茂陵等均出土有成套的“四神”空心砖，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的墓室顶部中间用黑、白、青莲三种颜色绘成两个大圆圈，圆圈之间的空间内绘有星辰和四神。东方青龙作飞奔状，西边有白虎，南方绘朱雀，北方为玄武，这是用四神定位，即“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四神周围，绘有星辰，今残存80余颗。^[10]

       南阙门遗址发掘中，F6、F8夯土台土质密实，土色与F4夯土台区别明显，为红褐色，夯层厚6～12厘米。夯窝圆平，直径约7厘米。夯土台外壁涂抹有2～3厘米厚的草拌泥墙皮，外有红色朱砂壁面，F6与F4连接处的壁面上也有红色草拌泥墙皮 ^[11]。东阙门遗址考古工作中，发现夯土台西壁抹有平整的草拌泥墙皮，墙皮表面多处残留有青灰色彩绘痕迹^[12]。

       南阙门夯土阙台外墙草拌泥墙皮上有朱红色彩绘遗迹，东阙门阙台外墙草拌泥墙皮为青灰色，这符合南“朱雀”、东“青龙”的设置，相信随着将来考古工作的开展，西“白虎”和北“玄武”也将得到证实，阙门建设中融入了“四神”方位的传统观念，这一建设理念，在宗庙建筑遗址（早年俗称：“罗经石”遗址）发掘中“四色”土和“四神”空心砖的出土已经得到验证。

（图六：东阙门主阙台西壁草拌泥墙皮上遗留的青灰色彩绘遗迹）

（图七：龙纹空心砖，出土于阳陵宗庙建筑遗址，同出的还有白虎、朱雀和玄武纹。根据砖的结构，该砖图案应该为：双龙腾云驾雾，张牙舞爪，回首趋向中部圆璧。）

三、阙门遗址的标识、保护与展示

       1997年—2003年，南阙门遗址率先开展考古发掘和保护与展示；2011年—2013年开展了东阙门遗址的考古试掘、回填及覆土保护等相关工作；2015年伴随着帝陵园标识展示工程的实施，完成了北阙门遗址的地面复原展示工程；西阙门遗址保留原有历史状态。

       （一）南阙门遗址保护性建筑的建设及遗址的保护与展示

       2000年，随着汉阳陵博物馆的建设，南阙门建筑遗址保护展示很有必要，于是，陕西省文物局投资约1400万元，在遗址上建成了保护性建筑，该建筑旨在原址保护遗址本体，展示阙门建筑和帝陵文化，建筑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古代建筑复原和遗址本体保护两个方面，2003年4月正式竣工，并对外开放。

       整个保护房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由子母阙及门塾对称五组建筑单体组合。东西长143.52米，南北宽31.6米，最高标高19.63米，坐北朝南。内外置两层参观走廊与平台。 阙四周露天观景平台墙高为3.3米，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 建筑基础采用混凝土灌注桩， 结构为轻型钢架结构，建筑表面为砖木仿汉装饰风格，灰陶筒瓦屋面，子母阙高低错落有序， 气势恢弘，是陕西省首次采用钢结构仿古建筑的遗址保护工程^[13]。

（图八：2003年5月，建设完成的帝陵南阙门遗址保护展示厅全貌）

       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刚刚进入汉阳陵陵园内就会被这座高大雄伟，昂扬着浓郁汉风的复原建筑所吸引，它已经成为汉阳陵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也成为汉阳陵连接古今的桥梁，走进南阙门，千年的时光突然回转，使人犹如置身汉家宫阙一般。它建筑在原遗址上，既再现了汉代皇帝专用三出阙高台建筑的宏伟高大，又完整地将阙门遗址的全貌展示给观众。同时，在近3000平方米的展厅内，以图文展示的形式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历代阙楼建筑发展演变的历史。时至今日，该建筑嫣然成为汉景帝阳陵博物院遗址保护展示的典范，亦是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标志性建筑。

       （二）东阙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公众考古

       东阙门遗址考古发掘位于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入口处，考古工作开展过程中，观光者均驻足观看考古发掘，并有人问这问那，了解考古工作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情况，考古发掘现场成为观光者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看点。在此基础上，汉阳陵博物馆先后举办了“汉阳陵东阙门遗址考古发掘” 启动仪式、“一把手铲 梦回西汉”公众考古体验活动、“汉阳陵帝陵东阙门遗址考古现场媒体开放日”活动等。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和实施，将普通人心目中神秘的“考古”发掘工作完全暴露在观众面前，让观众在现场亲眼目睹考古过程，并尽可能多地参与其中，从亲身体验中真正了解考古、了解文化遗产、树立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心和使命感。^[14]在发掘研究之后，针对东阙门遗址，已经完成了回填性保护工作，先保护遗址本体，再覆土覆盖遗址。

       （三）帝陵园遗址标识展示工程的实施与北阙门遗址的复原展示

       2012年开始，汉阳陵博物馆开始在帝陵园实施遗址标识展示工程，该工程将帝陵园除核心遗存的封土之外，其他诸如墓道、外藏坑、陵墙、排水渠等均在现有地面上以石材铺设的形式标识，其余地方种植以草坪。

       北阙门遗址是帝陵园重要的组成部分，遗址在地面上没有迹象，经过考古勘探确认其位置、规模、布局和形制结构，其建筑形制与已经发掘的东、南阙门相同。2015年完成该遗址的标识展示，采用了地面抬高复建的形式，在现有地面上平行上移，包括阙台、回廊、散水和柱洞等，全部重新来做，东西两边连接陵园垣墙。阙台夯筑后在夯土外侧砌以小“陶片”，陶片宽度标识为“夯土层”厚度。仿照已发掘的南阙门遗址复原，回廊铺设灰色方砖，散水为鱼脊状，以河卵石铺设，方形柱槽，形体较大的河卵石作为柱础石，整个遗址显得正规正矩，一丝不苟。

（图九：2012以来，开展的帝陵陵城保护标识展示工程，封土、墓道、外藏坑、陵墙、阙门等陵园要素全面展示。）

       （四）西阙门遗址的原貌展示

       西阙门遗址地面保留南北2个夯土高台，历经2000余年的风吹雨淋，夯土外露，夯层清晰，阙台上草木丛生，历史的沧桑感和自然感不言自愈。

四、遗址的保护展示研究

       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帝陵园四组阙门遗址因现存状态的差异和建设的需要，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展示模式，四组阙门遗址，四种不同的保护与展示形式，加上贯通的陵城垣墙和高大的封土以及外藏坑遗存，为观众诠释着西汉帝陵的形制结构和宏伟规模，以及帝陵的营建制度、埋葬和陪葬文化。

       （一）遗址的完整呈现，考古勘探和发掘以及研究是基础和前提。

       早年的考古成就奠定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当今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依然推动着遗址公园的建设和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遗址公园的发展规划，遗址的保护标识与环境整治以及社会教育功能的发挥等等均离不开考古工作的支持和协作。

       1997年、2000年，汉阳陵帝陵园南阙门遗址得以全面考古勘探和发掘，东部保存较好、西部破坏严重，依据发掘状况，按照东西对称的格局，修补复原了西部，包括了散水、主副阙台个陵园垣墙，一个平面从中间门道向东西两侧逐渐变窄减小“三出”阙形制展现了出来。以散水为南北边沿，中间依次是门熟、主阙台和副阙台，最边则是陵墙。夯层清晰、柱槽柱洞规矩，地面的散水、局部铺地砖和残留的踏步直观地展现着一座典型的夯土高台建筑的形制结构。北阙门遗址的地面标识展示，依据勘探资料和南阙门遗址考古现场实际情况在现在地面上“重建”，使陵城完整呈现。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化遗产遭受破坏，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建设中，均依据考古资料，复原遗址，在村落、都城、宫殿、陵园等大型遗址展示中广泛应用。

       （二）大型文化遗址的保护展示，南阙门保护性建筑的设计和建设。

       汉代土木结构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仅剩余基础部分遗留了下来，为了全面保护、展示该遗址，确定建设保护性建筑，首先是保护遗址，其次是具有古代门的建筑特征。

       要保护遗址，该保护性建筑的体量上肯定是要比原“阙门”宽大，南北进深最大处31.6米，比较原遗址进深27.2米，大出4.4米，最高标高19.63米，也肯定高于当时的阙，所以在当年设计方案论证的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声音。还有关于“阙”与“门”的结合之后，门的位置在中间，向左右两侧依次是门熟、主阙和副阙，门道和门熟部分应该是最低的，其外侧的主阙部分肯定是最高的，最外侧的副阙低于主阙而略高于门熟，整体建筑从远处看依然中间低，两侧的阙高，这与阙建于门外，中间“中央阙然为道”是相同的。阙与陵园垣墙相连，将陵园建成一个封闭的区域，便于管理，这与西汉帝陵陵城的建设制度相契合。

       保护性建筑的建设，是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重要手段，为遗址的保存创造了一个较为良好的环境，杜绝了遗址的破坏，延缓了遗址的病变，有助于其长久保存，并更大限度的发挥展示的社会作用。

       （三）保护性建筑的合理化应用，相关文化的解读和辅助展示。

       阙门建筑形态的梳理展示及其文化内涵的解读，在复原、保护展示遗址本身的同时，“阙”和“阙门”并不是常人所熟知，阙门的营建理念及其历史变革、等级制度、文化内涵等，需要文博工作者介绍给观众。

       2003年，经查阅现有的相关考古资料、石刻画及现存的石阙资料，博物院在南阙门保护性建筑内以图版、文字的形式，简要介绍了阙这种建筑的发展传承和文化内涵。保护性建筑既发挥着遗址保护展示的作用，也是相关文化展示的场所，这是遗址类博物馆的特性。

       （四）考古遗址公园中现代建筑的设计建设，保持遗址区域的整体历史环境风貌，合理建设展陈建筑和管理办公设施。

       保护性建筑的设计建设，其理念是尊重遗址，参考历史原貌，展示遗址本身，建设遗址公园标志性建筑。东阙门遗址的考古、覆土保护；南阙门遗址的全面考古、复原和展示；西阙门遗址的历史原貌展示；北阙门遗址的整体地面复建，四组阙门融合在帝陵陵城复原展示之中，为观众全面了解西汉帝陵的结构布局提供了可视性的依据，南阙门保护性建筑更是成为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唯一的地标性建筑。

图十：遗址与保护性建筑。最高规格的“三出”阙门遗址，形制清楚，保存较好。阙门及其之后的太阳，寓意着“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意境。

（图片拍摄于汉景帝阳陵博物院之考古陈列馆基本陈列）

结  语

       门、阙门在古代高等级建筑中发挥着实用的作用，彰显着皇家的威仪，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经历了历史的洗礼、战火的毁灭，它们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上千年之后的今天，通过考古工作者的手铲和毛刷，它们建筑基址暴露在世人面前，通过这些文化遗存，当年建筑的宏大、辉煌似乎浮现在我们面前。为了全面保护这类遗址，并展现给观众，文博人采用了在遗址上复建建筑的形式，一则保护遗址本体，二则复原建筑的历史“面貌”。

       目前，类似的集复原展示和保护建筑遗址本体于一体的形式，汉阳陵帝陵南阙门遗址和唐大明宫丹凤门遗址是两处最为典型的实例，值得同类遗址保护展示的借鉴和参考。

 

注释：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3-13）；焦南峰：《西汉帝陵门阙与“门阙制度”》，《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12月（174-181）；杨武站：《关于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西汉景帝阳陵陵园东阙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8期（27-37）。

  [2] 李库：《汉阳陵的大遗址保护》，《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三秦出版社，2006年10月（405-407）。

  [3] 焦南峰：《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的分析与推定》，《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72-81）。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3-13）。

  [5] 阳陵考古队：《汉阳陵帝陵陵园东门遗址2011—2012年考古工作收获》，《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12月（202-20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西汉景帝阳陵陵园东阙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8期（27-37）。

  [6] [7] [8]韩钊、李库等：《古代阙门相关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

  [9] 焦南峰：《西汉帝陵门阙与“门阙制度”》，《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12月（174-181）。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7）。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3-13） 。

  [12] 阳陵考古队：《汉阳陵帝陵陵园东门遗址2011—2012年考古工作收获》，《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12月（202-20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西汉景帝阳陵陵园东阙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8期（27-37）。

  [13] 李卫、贺林、冯涛：《汉阳陵南阙门遗址保护工程》，《文博》2005年第4期。

  [14] 李库：《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公众参与考古》，《中国文化遗产》 2013年02期。李库：《汉阳陵博物馆开展公众参与考古项目的社会意义》，《中国文物报》2013年3月15日。

   本文原载于《考古与博物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5年，第135-142页。